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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极昼工作室（media-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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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失联

文 |殷盛琳

编辑 | 王珊瑚

喇叭里传来一封遗书

4月上旬，北方这座城市里，家长们陆续收到了各个中小学发来的会议通知。在此之前，同城群聊里悄悄传递着几起当地初中学生的自杀悲剧。

刘娜前后参加了两次家长会，她的两个儿子在同一所小学读书。学校发来的通知里，没有明确理由，但她从许多细节感知到，这次的家长会不同寻常：以前的家长会一般会选在学期的开头或者临近期末，但这次两不相靠。会议要求也严格许多，家长必须到场，最好是父母参加，如果有特殊情况，再让老人参与。

坐在教室里，刘娜以为会像之前一样，流程化地讲一些校风校貌或者老师的工作、近期教学计划的调整。意料之外的，第一个环节就“单刀直入”——班级的喇叭里开始播放广播，持续了大概40多分钟。内容是几个其他省市自杀学生的案例，还有一份自杀女孩写给父母的遗书，完整地以孩子的视角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悲剧：

巴掌打在脸上最疼，然后是手背，再是手臂，最后是大腿，打在背上还行，被皮带或是电线抽时腿上最疼，然后是背上，最后是双臂，羞辱人最有效的方法是让她穿拖鞋站在屋外向外人示众……

喇叭里传来录播的中年男声。周围的家长们安静地坐着，有人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一些人低头刷着手机，看不出来是走神还是在听广播。刘娜被女孩的遗书震撼，听得心里难受，好像跟着女孩走完了对方短暂的一生。

广播结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压抑感在小小的空间里弥漫。各科的老师们轮流走上讲台，开始介绍科目教学的情况，打破了片刻的沉寂。刘娜察觉到其中微妙的不同：老师们以往只会讲科目最近的学习情况，但这次，大家会频频提到，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明显感觉大部分老师在讲的过程中，有点小心翼翼，患得患失”。

教数学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她很直白地向家长坦诚了目前做老师的困境。“各位家长，我从教30年，原来老师是一个多么光荣的职业，现在已经变成了高危职业。 （学生）错了不敢管，不敢说，考试不允许打分数，就连对错 （号）也有要求，对号要大大的，错号小小的，要不然会打击孩子自信。一个跪着的老师，该如何培养站着的学生？”

刘娜参加了两场家长会，听了两遍遗言，有很深的无力感。许多家长在社交平台记录下他们的经历和感受。一位家长说，听完那份遗书时，自己全身鸡皮疙瘩都出来了，“我这一片的妈妈们都开始抹眼泪了。”一位全职妈妈同样在现场流下眼泪。她反思自己，和小孩的相处中，是不是也无意识地将负面情绪传递给了对方，把孩子作为婆媳、夫妻矛盾的“隐性输出口”？

差不多的时间里，河北的芒果妈妈也参加了相似主题的家长会。作为律师，她的社交圈子广泛，听一位教育系统的朋友说，上半年短短一个学期内，她们城市有多个初中生自杀身亡。其中一例就发生在她们小区，这个初一的学生家庭情况非常复杂，父母离异后，母亲带着孩子再婚，但婚后母亲和继父都不管孩子，他只能跟着继父这边的爷爷奶奶生活，老人和小孩没有血缘关系。

家长会前，老师布置了特殊的任务。学生需要给父母写一封自白信，而家长需要填写一份拥有30个问题的自测问卷。符合情况的打对号，反之打叉号。其中的情景包括：

当众批评孩子；经常用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教育孩子；总对孩子说自己的付出全是为了他（她）；把教育孩子的希望寄托在学校和家教上；对孩子的困惑不闻不问或不感兴趣；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你的情绪跟着孩子的成绩走；常在孩子面前评价别人长短；常说“你怎么这么笨”；常在生气的时候斥责孩子“你啥也不是”……

后来，女儿告诉她，自己一位好闺蜜的妈妈在整整三十个问题里，只有一个是打了叉。女孩在信上写，最恨的人就是妈妈。

以学生心理健康为主题的会议在不同城市展开，家长们的态度却各不相同。芒果妈妈、刘娜都觉得这是一次家庭与学校之间沟通的实践，为彼此互相理解，一起更好地保护孩子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但许多家长觉得，学校摆明是在规避风险，把小孩心理健康的责任推向了家庭一边。

“大家不觉得是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刺激孩子所造成的吗？”

“没人关心家长的心理吗？我感觉我都焦虑了。孩子哪不行都和家长有关，感觉自己有罪似的。”

崩溃的家长：一位母亲的肖像

和刘娜一样，同城的陈曦也在儿子的家长会上听到了同样的广播。她对写遗书的女孩很能感同身受，作为一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她也有想结束生命的时刻。

坐在家长会现场，陈曦发现自己一个人都不认识。她从不在家长群里互动，接小孩放学时，也不会和其他家长一样跟人搭话，一直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疫情三年，学校加起来只上了一个学期的线下课。在教育孩子上，她时常感觉自己孤军奋战。

“我很疲惫，面对自己一手带大的大宝越来越无力，越来越厌恶，甚至已经不愿意去抱一抱他。我克制自己的情绪，但好累好累，甚至很多次情绪崩溃的时候我都好希望自己去死，这样就不用担忧他的学习，担忧他的未来。”她说，自己从未在母亲这个身份里获得过快乐。

她是91年的，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过后，她和男朋友走入了婚姻。没多久，她发现自己怀孕，顺理成章地成为全职太太。在北方这座城市生活了快十年，除了自己的家人，她几乎没有朋友。

友谊的维系需要精力，而她的力气在处理家务的过程中就已经耗尽了。她这十年的人生似乎只有一个章节：带孩子。她的世界被禁锢在小小的房间里，伴随着奶瓶、纸尿片、闹钟和随时到来的哭声。身体的疲惫以及与社会脱节的焦虑，让她患上了产后抑郁。

等到老大上了幼儿园，她才有了喘息的缝隙。趁着老大上学的空档，她在当年6月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为城市的人才引进计划做档案审核员。她记得那会儿每天需要翻阅几十份档案，工作量非常大，也非常机械，没什么创造性。但她仍然觉得非常开心，“觉得自己有价值感，而且跟别人是有接触的。”

但很快，好不容易重建的生活再次崩塌了：入职没多久，她发现自己的月经没有来，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她已经是怀孕的状态。陈曦崩溃地大哭了一场，“刚刚回到自己的人生轨道上，一下子又偏离了”，她在4个月后离职，那之后再也没有工作过。

她的人生坐标系又重新变回了孩子，“小孩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就会更崩溃”，她说。婆婆会把小孩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学习能力、行为习惯的各方面，都归责到她的身上。陈曦试图在这个评价系统里达到及格线，她给老大读了7年绘本，每天都读，但发现他仍然不会造句，不会组词，不会看图写话和读题。课本里的生字词听写了四轮，老大还是不认识。

她也试图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关于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写作业的话题，她和老大讨论了无数次，一遍遍向他解释，完成不了作业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完成之后可以获得什么。但每一次讨论都会以无尽的哭闹结束。她有次没忍住脾气，打了老大一巴掌，但很快又感到自责，对自己有更深的厌恶。“我怀疑自己的教育方式，怀疑自己做母亲的能力”。

至于家长会的作用，陈曦并不乐观。她甚至觉得学校有点避重就轻，好像所有内容都在指向父母给孩子制造压力，完全没有提到校园暴力，也回避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校园监控的部署以及校园心理咨询的真实作用。

之前，儿子从一年级的时候就遭到同学的语言霸凌。“傻子，啥也不是，傻X”，儿子转述对方的话，跟陈曦提过三次想转学。陈曦找过老师，希望可以给两个人换个座位，但老师还是让他们待在一起。直到前些天，孩子父亲出面，语气强硬地要求老师把座位调开，事情才解决了。两个小朋友座位分开后，关系也有了缓和。

陈曦说，她理解老师的难处，一个班主任要照顾全班30多个孩子，还要做教案，开会，做培训，精力不够。但她觉得至少在孩子有冲突的时候，要给每个小孩一个说话的机会，了解一下前因后果，尝试解决问题。

事实上，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学生之间的冲突和安全问题，儿子所在的学校对学生的管理非常严格。二年级的小孩，被要求课间只能待在座位附近，去厕所需要打报告。陈曦觉得这可能会导致恶性循环，“把小孩按在那个地方不动，和同学产生矛盾都没有一个解决的时间和场所。”她更希望他们能更自由一点。

对于小孩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必然到来的青春期，陈曦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毕竟她连控制自己的情绪都很难做到。唯一让她觉得庆幸的是，儿子好像性格没那么细腻，对很多事情都不在意，这可能会让他过得更自在一点。

一个中学老师决定辞职

来自中科院的最新统计显示，2022年约有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抑郁风险。家长们痛心且无奈，舆论场上，他们正在“鸡娃”与“躺平”双双碰壁的教育围城里举步维艰。

于是，老师看起来是最应该承担起责任的一端——你教书育人，怎么能忽视学生们的内心世界呢？

然而现实是，老师们正处在校方、学生、家长互相博弈的缝隙里，有些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样来自中科院202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心理健康素养达标率不到16%，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30%。

吴小晴在今年春天的末尾递交了辞职信，主动结束了不到一年的教师生涯。她26岁，2022年从一所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通过校招进入江苏一所市直中学，成为初一英语老师。这算得上她的理想职业：体制内、稳定，拥有自由的寒暑假。

她是那种对生活满怀热情，在路上遇到流浪猫都要停下来打声招呼的女孩。如果做教师也有标准，富有爱心、对小孩耐心一类的，那她显然合格。和她同批进入学校的新教师，无一例外都来自国内外名校。她们一起经历了入职培训，以为可以在讲台上“实现自我价值”。

但一切似乎和预期千差万别。

她惊讶地发现，讲课是教师身份里最不值一提的环节。她的时间被切分成无数碎片，“每一分钟都有任务”，大量与教学无关的琐事占据了她的工作日常——

早上7点20到校，看收作业，看进入早读状态，迟到学生管理，病假上报。管理学生课间打架，上厕所不文明，骂脏话，不尊重师长。看学生做眼保健操，打扫教室卫生。处理家长交代的琐事，看课间操，中午吃饭看管，看自习，看延时服务，看放学，看值日，看活动课。做自己教学的本职工作，备课，找学生补作业，重做作业，听老教师的课，开会，培训，放学后个别学生补课。7点下班回家继续备课2—3小时。第二天循环。

她所在的市直学校，每周都有考试，每次大考后都有学科老师的成绩排名。那也是这群新教师内卷的战场。“绩效考评和学生成绩不挂钩，但是 （一种）无形的压力”——同批进来的新教师，每个人在自己的校园时代都是“当学生当到极致”的类型，进入职业身份后，“好学生”的惯性还在，没人能忍受自己是“差生”，忍受自己教的班级成绩比别人低。

最开始，她会自发找差生补课，找那些摆烂的学生谈心，但很快发现那是一种“天真”。

在这所生源质量并不算差的学校，吴小晴见过情绪暴躁易怒，会往女生杯子里下药、踢打同学的男孩，口头禅是，我今天就要打死你，我替你爸妈教训你。一次课间，吴小晴碰上两个男生在地上打架，其中一个患有多动症，说话也必带脏话，她跑上去勉强把两个人拉开，结果离开现场没多久，多动症男生就把另一个人的耳朵咬出了血。

即使学生的行为再恶劣，老师的惩罚也有明确的界限：不能体罚、不能罚站，不能爆粗口，最好不要有身体接触，只能心平气和地讲道理。

学校配有心理咨询室，也有专业的心理老师，会针对问题学生建立专门的心理档案，每次谈话也会有记录。如果明确有心理疾病的，会要求家长签署同意书：“在明知道学生不适合上学，应该养病的情况下，还要来上课，这个责任不在学校。”

●学校为学生提供考前心理辅导 图中人物与本文无关

但一些极端情况下，哪怕学校并不是过错方，也仍然需要让步。吴小晴说，她们班有个女孩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病因可以追溯到童年。女孩父母忙于工作，从小只给她手机和钱，不管她吃饭。女孩习惯了晚上回家点外卖、点夜宵，体重逐渐无法控制，到了初一，已经到了200多斤，在学校里很受歧视。父母的婚姻也没能维系，最终离异了。后来，女孩的爸爸来学校闹，觉得孩子是在学校才得病的，要求老师帮忙转学。但根本没有学校愿意接收。

吴小晴觉得，一些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和他们的原生家庭关系很大。像班里一个女孩，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有三个弟弟，天天在家里挨骂，她觉得如果女生出现心理疾病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现实是，学生们因心理问题可能出现的许多风险行为，都需要老师们承担压力。前段时间，吴小晴所在学校有个学生跳楼未遂，全校开了大会，领导让班主任负起责任来。她有个同学在同城另一个学校做班主任，有次小孩晚上九点多没找到踪影，急得她半夜跑出去找学生。

许多时候，家长似乎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现在的家长是这样的，作业布置少了，举报，多了，也举报”，吴小晴说，“这个城市有钱人多，家长都想让小孩混得好”。高考的压力下沉到中考，焦虑一路蔓延，许多家长从初一就开始紧抓小孩的成绩。“隔壁一个班，有学生120分的卷子考了115，家长焦虑地找来”。

关于小孩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几乎每次开家长会都会提到，最近一次是在4月22日。平时在家长群里，老师也会分享一些相关文章。但吴小晴觉得作用不大，“成绩好的家长鸡娃，成绩不好的不管小孩。”

在学校，她感觉没有人快乐。学生不快乐，老师们也不快乐。她不止身体疲惫，精神也长期高度紧张。

在27岁生日到来前，她决定彻底离开这份工作。接下来，她决定先回家，换一个体制内、相对清闲的工作，然后结婚、买房、养小猫，过一种更松弛的人生。

●一位老师正在准备网课资料。图/IC photo

看见具体的人

家长会结束后，刘娜有种深深的无力感。回到家，她本来想在微博上写点什么，又好像无论怎么写，都有点“杯水车薪的感觉”——想要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太大的议题了，而作为成年世界里的两方，家长和老师，都各自被困在彼此的框架里。

刘娜说，也许小孩们要面对的心理层面的种种问题，就是属于他们这代人的集体创伤，而且这种代际创伤是延续的。这一代小孩面临中产父母想要自己成为精英的压力，和作为60后的父辈要面对生存压力，以及自己这代80后要面对考学竞争的压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父母也有自己的命题要面对，只不过有些家长走出来了，有些没有，反而把这种压迫延续到了小孩。刘娜从自己的创伤里走出来，也花了许多年。

她成长在一个刻板、暴力的家庭。小时候最恐惧的就是父亲的巴掌，有时候，她甚至分不清暴力的来由。可能她在众人面前很受认可的一句玩笑话，就是触怒父亲的理由。于是她在青春期变得非常沉默、擅长自我压抑。

因为自己的经历，在教育小孩的过程里，刘娜会放开很多，不再逼迫小孩。

大儿子一岁多的时候，她就发现他和别的小孩有点区别。不管是玩积木还是别的什么玩具，儿子的动作都非常机械、单一。她带儿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有自闭症的倾向。她果断辞职，成为全职太太，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孩子的病情上。儿子最终确诊了阿斯伯格综合症，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一种。

那几年，她去查阅各种资料，在网络、现实里找各种专家，根据那些理论做各种尝试。她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理论的王国，但孩子的状态并没有像预期一样好转。

她第一次去找了心理咨询师。通过一次次的咨询，重新梳理了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重新认识自己，也接受了自己的局限性。“该我做的我都做了，你 （专家）说给孩子爱，我给了，你说拥抱孩子，我也抱了，没有用。那这不是我的问题，是孩子的事。”

幸运的是，到三四年级，儿子的社交障碍缓和一点了，除了情商不如同龄人，几乎可以被当作一个正常的小孩。说不清具体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改变，但刘娜非常确定，那肯定和看过的理论知识没什么关系。

2022年，她受够了北京“内卷”的教育氛围，带着即将上六年级的大儿子，和刚读小学的小儿子转学到了现在这座城市。

家长会后，刘娜始终被一个问题困惑：保护孩子心理的尺度应该在那里？小孩们会变成一个个光鲜的“瓷娃娃”吗？

对于这个问题，刘娜还没有找到答案。她唯一确定的是，家长最起码应该做到真正关心孩子这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我们幻想中的孩子。“现在的资源太丰富了，不管是网络还是书籍，都给了老师和家长太多去幻想的机会。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可以知道一个教育理论家划分出来的儿童发展要分几个阶段，知道什么年龄的孩子有什么特点。各个家长门清，有的老师也门清，但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他压根就不看。”她说，真实的孩子和理论里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小孩的内心世界千差万别。保护孩子的方式也没有固定的道路可循，你要问一问，那是不是他想要的？

“如果你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去做一些事情，自以为是在保护，实际上就是一种控制。”她说，“最关键的就是要和小孩真诚的沟通。你没有办法跳过这个步骤，没有办法跳过这个人。不然你做的一系列事情，都是改造。”

这几年，刘娜接触了许多亲子关系的个案，她发现出现问题的家庭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父母都不太敢做自己。会担心如果跟小孩发脾气，自己就不是一个好的父母了。但其实把缺陷和不完美展现在孩子面前，才恰恰是帮助孩子，让他们知道所有人和事情都不会尽如人意。“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冲突，不是结束，而是高质量关系的开始。要允许自己在关系里活出真实的样子，也允许孩子的真实。”

另外，学校和家长的权责边界在哪呢？刘娜觉得这个讨论很重要，因为一旦出了事情，讨论这个问题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然，这样的讨论并不应该止于抱怨。“学校不能把脏水泼到家长身上，然后家长也不能再把脏水泼到整个环境内。”

家长会上，那位资深的数学老师做出了主动地尝试。“她说，家长们，如果你觉得我的哪些做法会给孩子造成压力，可以私下找我，我单独对你家孩子有一些不一样的 （对待），这样就不会给孩子造成压力，如果你认同我的做法是对孩子好，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的工作。”刘娜很欣赏这种合作的态度，只有彼此都做出行动，才能根据每个小孩的情况做出边界的划分。

她现在对孩子没什么具体的期待。无论是做精英还是做拾荒者，只要是自力更生就可以。她希望孩子可以不在乎标准意义上的评价，能够怡然自得地享受人生。

（文中陈曦、吴小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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