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陈振濂

“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

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

【资料图】

2021年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

陈振濂讲话

“大印学”的构想，是横贯十几年过程中的一个很偶然产生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看起来是偶然出现，实际上它也积累了很长时间，有其内在的逻辑轨道。我刚才特别注意几位年轻学者的观点，十分精辟。我还特别注意到曹锦炎老师和孙慰祖老师的学术反应。为什么？因为这一类新的构想，年轻学者接受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是比较容易的、正常的；但不知道学富五车、饶有建树的资深老专家认可不认可？我心里也没有底。老一辈学者要是不认可，我就要开始怀疑我们这个提倡有没有漏洞和破绽了。刚才孙慰祖老师和曹锦炎老师的发言，也基本上对这个新设定的学术方向，没有太大的异议。几位资深学者，只是在不断善意地提醒我们，要把握好“大印学”这个概念的度，比如说它的本位在哪里，它对西泠印社新发展会拥有什么含义，它与已经提了近二十年的“重振金石学”有什么内在联系，它的开拓性创新性又是在哪里。

当然，刚才有好几位学者，从刘昌玉开始一直到戴家妙，包括许雄志老师的发言，甚至还有一个更大的构想：要让西泠印社编一套囊括天下所有私家藏印的印谱，这个构想可是不得了。想想投入到这个构想中去，我们可能要忙活20年（笑）。因为这个里面包括大量藏品的真伪鉴别，还有收藏的来源的梳理，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西泠印社这20年来的历程，就是不断勇于接受挑战的过程。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四平八稳、稳稳当当地做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但是我们仍然不断在寻找新的挑战机遇。为什么？

这次的会议，第一我们请了一批学有专攻的专家；第二是我们对会前的讨论材料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讨论题目就涉及了几个方面。当时对我们的创研处、信息处，社刊编辑部的同志，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一个，我们现在刚提的“大印学”学术概念，有清晰的目标和指向性，但还不很完整；“大印学”只是一个基于实践成果而自然产生的构想，它离完善还差得很远。但是，你要提“大印学”，别人就首先要问：你的“小印学”在哪里？精致的、非常精准的“印学”在哪里？你现在的“大印学”跟原来精准的“传统印学”之间，差距、差异在哪里？

如果这些问题我们自己都解答不了，兴师动众把大家找来开会，忽悠一个新概念，没多大意思。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原来的《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闭幕式·会议总结》第一次提到的“大印学”的讲话，先把这个《会议总结》让编辑部的同事整理好，今天将原文提供出来，作为一个讨论、检验的文本基础。

第二个，我就特别强调，要把我们20年以来所开过的每一年的印学峰会、各个专题学术研讨会的所有《目录》都排出来。因为只有把从2004年至2020年这17年西泠印社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的总目录排出来了以后，才会有一个整体的审视与把握。如果只看最近5年，我们在做的似乎都不是“传统印学”的东西，都是比如“世界图纹与印记”“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印谱史”“金石全形拓”等，都不是做过去传统模式的印人、印作、印派的研究。但是如果你把它拉长到20年，主流当然还是“传统印学”，并没有说我们是要“转向”，无非是时间拉长了以后，我们会看到不间断地有一个学术上的间歇和节奏的起伏。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自己也很开心，可以不断找到新的探索方向。比如把“世界图纹与印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研讨会开起来，我们也感觉很有成就感，它意味着接受了印学领域中新的时代挑战。

我在那一次的总结里曾经提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计划做“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学术研讨会时，对征稿、评审完全没有把握。因为它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经验。当时首先就是想到要找这方面的专家，后来联系上了在座的刘昌玉，及另外几位专家。那时我们其实非常担心。因为其实这一行的知识，我们也没有积累储存多少。我们现在搞印学的，谁懂“亚述学”？谁懂古波斯、埃及叙利亚的语言、文字、历史？谁懂两河流域里的滚筒印？因此当时在推进之前的决策拍板，其实是非常冒险的举动。我当时与社务委员会的几位领导，包括王宏伟副书记、秦陶副主任，还有前任的书记、主任，在一起交流商量，在自问：西泠印社敢不敢冒这个险？

当然，冒险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研究这个课题的论文写作者、教授、相关著作在哪里、哪些人有能力研究这个东西，那是寸步难行的。

第二个问题：即使论文交给我们了，其中有没有常识性的错误？我们对它有没有判断力？这又是一个没有能力把握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拿出来一些获奖入选论文，都是有很多明显错误的，到时候如果这一行的专家一看：你们完全不懂？闹学术笑话？

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开这样一个学术研讨会，预计当时是60人规模。但如果只有10至15篇文章怎么办？这研讨会还开不开？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咬紧牙关，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实在不行，如果连论文也征集不上来（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向谁去征集论文），或者论文数量严重不够，如果这些问题短时间内都无法跨越。我们最多就改变一下，开个小型专题座谈会。先有个学术上的铺垫。但是，要拓展印学领域，走向“大印学”，这一步一定要迈出去。就像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当年要搞改革开放时，许多革命时代的老领导干部都反对。但是他说，我们不争论，看准了，就义无反顾往前走。因为只有这样，这个时代（包括学术）才会进步。所以在这五年以来，我们的确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心胸、视野开阔了。第一次“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收到了80多篇论文，第二次的“世界图纹与印记”研讨会评审是近100篇投稿论文，在人数及学术上慢慢地变得非常稳定。在域外印章研究领域也非行家，一知半解而已。但总是觉得西泠印社“百年名社”，必须在学术上、在创作上都要保持这样的引领式活力。也许某一天我们可能出招出错了，哪一年的研讨会开不起来了，大家也别见怪，科学研究99次失败才可能1次成功。所以，只要认真负责，严肃对待，即使失败了也应该被容忍。我们现在在西泠印社工作的同志，心态一定要开放，要不断往前走，并且要尽可能走得理性、走得客观。

这样一来，近5年的积累，慢慢地开始生根开花了。也正好是那一次，我记得是孙洵和林乾良两位老先生也都在座，其他年轻的作者也有不少。当时我就忽然想道：其实在这里应该要提出一个超越于我们原来传统概念中专注于介绍印人、印谱、印作，然后做一些考证的研究模型。要超越那样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不光是寄希望于个别一两篇杰出的论文，更要着眼于推进整个印学界的发展、它的观念和风气。刚才徐清老师讲：关键还是要“超越”。如果我们还是懒惰地躺在那儿，后代人会说我们是“笨子孙”——两三代以前的前辈、老师已经在这样做了，你们现在还是这样做，太没想象力了。但是要不要做传统经典？当然还是要做。但不能仅仅就是原来那个现成模型，而是要有一系列新的模型并行于已有模型。我觉得当时应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就开始想，这个“印学”在今后到底应该怎么做？已有的“篆刻学”“印学”是根基，不可动摇。于是就想道：因为我们五年来做了很多新的课题，其实都和传统“印学”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又不是传统认知中熟悉的“印学”本身，它的范围扩大了，外延扩大了，但内核并没有变。因为西泠印社的印学与社史研究室是孙慰祖老师和黄镇中老师两位在负责，艺术创研处是丁竹英处长等人在管，还有社刊编辑部，秦陶副主任在管，解旬灵等一班同志做具体工作。所以就先征求他们意见，意见取得高度一致以后，就开始坚定不移地推进。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外面看我们挺热闹时，其实我们在心里是很纠结的。到底做还是不做？做了失败了怎么办？自身心里完全没底，不知道作者在哪里、课题在哪里，但是当时孙老师、黄老师，还有艺术创研处、秦主任等，非常积极地在推动。又因为我们正好有社刊，有一个相对强的工作班子，还有社务委员会龚、王二位领导的全力支持，对这件事做出了全力推动。

这样，就开始有了“大印学”概念的雏形。

“大印学”概念在提出来以后，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竖一面旗帜，或者立一个江湖的山头，而是真正觉得它对于这个时代的印学研究是有帮助有推动的。帮助在哪里？刚才孙老师提到的，过去20年以来，我们书法篆刻获一等奖的作者经常被人问及：在书法界里，如果你获得一等奖，你的论文能不能进国家级的《社会科学学报》？能不能进入国家社会科学院相关院所的专家视野之中？在它的那个盘子里，重不重视你们印学的成果？但是过去我们写的普及式的篆刻史、篆刻学，写的很多印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东西，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因为水平太低。我在浙江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工作，能感受到拿一本以前老先生写的篆刻史、篆刻学专著给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的老先生看，他看后笑了：你的历史研究方法，还没入门。也就是他根本瞧不上，觉得你在史学的学术规范上完全不合格，连基础都没有。这就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刺激，因为浙江大学的论文是文史哲的教授在一起开会评审的，你不能说自己是学艺术的，就可以不按规则走。你的论文要通过他们的评审，他说你不行，说你这个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历史，完全没有历史的概念，你也只能听着，因为这方面他才是权威。所以我慢慢地就开始觉得，我们应该为自己提出一个通行的清晰标准。徐清和林如在读博士时，我们在教学上提出来的要求就是：你的博士论文能不能和哲学系、历史系的博士论文相提并论，把它们混在一堆里，要让别人看不出这是艺术研究所的博士论文；你的文献的运用方式，逻辑推演的方式，选题的方式，完全能够混在它们里面不落后，至少要平起平坐。后来我们艺术研究所的老师评职称交论文，也是这样的标准。但当时提的比较多的是书法和绘画论文，后来就想到了印学。印学也应该建立起自己的高水平标准，不能只是常识介绍和知识普及。

坦率地说，我觉得这10年里面，我们中国当代的印学研究已经不比别人低了。这次孙慰祖老师还获了兰亭奖的金奖。评选兰亭奖时，是所有的书法、篆刻成果都是放在一起评的，最后是篆刻在前面拿奖，这就证明：至少横向比起来，我们印学能不能超过别人暂且不说，但是至少不逊色。所以我觉得这是西泠印社这20年以来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努力。

至于“大印学”的提出，其实它以前是有不少积累的。

我们在这里稍稍做了一下前置性的学术准备。我们过去的“传统印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到了今天，我们在讲的“大印学”对传统的概念有哪些坚守和保留？还有哪些超越？其实这个方面原来我是有一点想法的。也就是说“大印学”的根基，一定也只能是“传统印学”，这个毋庸置疑，毫不动摇。我们这几年做的这几个专场，包括“印谱史”“青铜器传拓”，刚才孙老师说的是“侵城掠地”。其实可能马上又会回到传统印学领域，这是一个工作节奏的问题。

但是回到传统印学不再是传统的旧方式。我们会给出一个符合时代进步、学术发展的新视野、新要求。你同样可以研究“西泠八家”，但是我希望你的题目不是原有的《西泠八家研究》，含糊其词又大包大揽，没有专精的意识。比如列举一些资料、人物介绍再加上作品，然后做一些艺术分析，或者是考证他们的交游、社会地位。这样的模式太陈旧、太老套了。

我们希望要有一些新的定义，但内容还是这个内容，对象还是这个对象。传统印学还是我们的根本，因为没有这个基础内容，你在那儿喊“大印学”，别人感觉是否要吹一个忽悠人的大泡泡？其实没多少人当一回事。只有扎根于传统的印学，和传统印学里包括印人、印作及印章的风格形式技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说到“技法”，我最近这段时间深切感受到：关于印学中篆刻的技法和过去制印用的技法方面的研究，在今天几乎是空缺的。弄来弄去就是故弄玄虚的“用刀十三法”，冲刀法、切刀法，这个其实谁也不明白它讲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原有的印学比较偏向于关注历史的流变，所以对古代的印人，对古代的印谱，对古代的印论会比较关注，对作品比较关注。篆刻技法就可能是一个研究上的“盲点”。也许若干年后，我们会有意识地确定一个研讨会的主题——篆刻技法，甚至于直奔主题——篆刻刀法。看看能引出什么样的成果来。

对于这些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如概念、原则、教条，有时大家也觉得：古人原来讲的我们也不明白是什么，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下去。但其实，“大印学”就要关注这些也许是学术盲点或弱点的东西，即使在传统印学里面它也是盲点。印史不用说了，风格流派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要指出的问题，还包括边款、印谱的流变等。张炜羽关于印谱的文章，我看过好几篇，写得相当不错。所以说这个领域是要有学者去认真积累。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大印学”不光是篆刻，还会不会牵涉到印材、印泥、印具（就是工具）等周边的内容？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少学术的含量可以供我们发掘，现在还不是太清楚。放在篆刻艺术里，你可以把它做得很边缘。因为一谈印材，你可以说这是工艺美术，跟印人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是“大印学”，这些空白的内容可能都会要顾及，至少每一个领域里面要有两三个代表性专家。比如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一谈印泥史就能谈得头头是道。印泥史的内容关联，甚至和刚才曹锦炎老师提到的古代宋画里钤盖的印章也可联系得上。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宋代的“水印”和“蜜印”到底是怎么做成功的？是什么样式，用在哪儿？有什么案例？其实到现在为止，看到的都是文字记载和传说，还没有人对它做过一个非常细致的研究。这个就是传统印学的部分。

“大印学”的内涵，就是学科里面的东西、内向的东西，它其实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同样是印章本体的概念。

但是它不限于中国传统，以《说文》、“六书”、篆书为应用基准的这样一种印章观。我们前面提到的“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甚至比如说西夏的、契丹的、满蒙维藏文字可不可以入印？古代八思巴文字入印、藏文印、满文的乾隆御玺，都已经有先例了。再往外推开去，西域的，包括欧洲的英德法俄文字字母可不可以入印？其实都是“大印学”带来的问题。

如果篆刻是一个高端的、通用于所有人文领域的艺术，那么在逻辑上，如上面提到的各类文字入印就应该都可以实现。我今天让许雄志老师帮我刻一方英文印，要有像传统的印学一样的高明手段，英文印混到秦汉印谱里一点都看不出是另类，但仔细一看，它的要素还是英文，能不能实现？

我们需要往前走，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关于“域外印章”“世界图纹印记”，我到欧洲去的时候，看了他们的徽章，就会有应该把它引进印章篆刻的感觉。意大利的家族族徽，全都是符号，有的被做成徽章、领章、䄂章，变成了工艺品。族徽的这个符号，和我们中国商代族徽的功能，在社会形制功能上应该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所以它能不能成为印章？可以试一试。这个部分是一个可以尽情开拓的新内容。而且我们希望它能被做出来。比如我刚才举例说，请许雄志老师来试试看，其实我们以前请青年篆刻家们试过：我要你刻出来的印章，用的是阿拉伯文字，或是古波斯、古埃及古罗马的文字，但是你的篆刻作品最后的表达方式，则必须是传统的，别弄成工艺美术。这个就是一个内在的拓展。

现在的篆刻艺术跟书法有还存在一个相似的比较大且长期的问题。现在的书法都是手书书写的，碑学虽然是刻的，但是要求使笔如刀，以刀释笔。古代的印章，铸铜、铸铁、嵌玉、玛瑙、水晶、象牙、琉璃、兽骨、木印等都有，今天大印学有没有可能在印章的印材方面，就是在“非石材印材”方面有所拓展？其实这种拓展已经有了，原来初有印章的时候，三枚商玺，虽然现在大家都还有争论，那个时候的印章有没有甲骨文的；但其实若干年以前，在座的林尔老师也许已经在做“大印学”了。大家在忙浙派，在忙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的时候，他已经在坚持刻甲骨文印。民国以前哪有甲骨文进入印章的，它是个什么样的模样，不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吗？所以我在想：“大印学”的新格局中，我们对于印章的应用方面（文字运用和印材运用）也会有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拓展的意思，就是说“大印学”中的印学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文献和学术，还包括我们的材料和技能。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开放又理性的观念和思想。你看着印章，你准备怎么想？你会怎么想？你愿意怎么想？

有内向的想象，就有外向的想象。那么外向是什么？大概就是刚才说的“侵城掠地”。比如把“金石学”拿进来，引出“铸金”的概念：古代的印章不就是铸的？铸铜、铸铁等都有。无非是我们今天习惯于刻石头，大家不去做“铸印”。其实我周边有几个篆刻家就专门做铜印，地道的铜印。当代搞创作的人里面，有好几个做铜印都做得非常地道，而且他们所铸铜印的印面绝对不亚于有名的篆刻家石刻（石印）的印面艺术效果。那就是说，其实早就已经有人在做实践而且卓有成效了。

再者是传拓，我们现在在讲的“大印学”里面，其实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博大。第一，在正确使用文字的基础之上，包括碑碣墓志、明清刻帖，是不是也都是刻的？比如《淳化阁帖》说是刻板，但到了《大观帖》以后，也是在石头上刻出来的。其实“刻”这个字的定义，只表明它不是“写”的，你别把它当传统书写的书法，它就是“刻”，与篆刻同技。“刻”完了以后的复制过程就是“拓”，墨拓也好，朱拓也好，都是“拓”。所以这个部分篆刻的所谓的“印”，包括钤印、盖印、印蜕，都是“印”。

我们的“大印学”其实无非是把印章、篆刻创作里面的一些局部的技术环节，把一些局部的东西，和大学术联系起来而已。你现在看印章，边款也是要“拓”的，你就可以想象人家的丰碑巨额是怎么“拓”的。甚至还有，最近西泠印社的确是在做大拓展的事情。比如砚铭文化，铭刻墨拓施于砚石。山东淄博的“淄砚”找到西泠印社，我们发动社员搞砚铭创作，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个项目在实践中，我觉得最大的麻烦和挑战，是镌刻的工匠技艺，“淄砚”除了代表人物常宗林以外，水平高的极少。然后一方方横的砚石石刻，按照刻帖的方式把它刻出来，刻完以后，如果拓的人水平很差，那还是站不住。像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努力倡导“碑帖学”“金石学”“传拓学”的本义，是提供给篆刻艺术家进行启发性思考和大胆尝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宁波有位篆刻家叫张亦辰，他可以把整篇《毛公鼎》的铭文刻在印石边款上，很小很细的一个边款，这样又懂刻拓又精篆刻的社员还有很多，水平高得让人钦佩。

也就是说，没提“大印学”概念以前，其实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与好奇之士在做各种铸铜印、铸金印，刻石碑、刻淄砚，拓青铜器全形拓，拓金文铭文再把它复制到印章边款上去，等等。千奇百怪，什么都有，其实很多有才情的人都在尝试着做。这个时候我们西泠印社如果没有反应，就太迟钝了。我们这里号称是精英荟萃之地，但如果我们一点都没反应，对这些新现象都冷漠置之不理，首先就显得太顽固保守了。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认知与判断的前提：鼓励试新，鼓励面向未来大胆探索。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印学”如果从文献的角度说，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器物学、古诗文学，这些都是根本。我记得很早的一次研讨会，徐清老师有一篇关于《篆刻文献学》的论文。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位老先生特别肯定，说你们这个年轻人徐清很好，把“篆刻文献学”的提法提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些包括古文辞的学问、古器物的学问等，其实都是在“大印学”范围里,它要成为今后当代学术的一个增长点。

以前我没有这样强烈的感觉，今天忽然想到曹锦炎老师在讲的宋代的宋画里面的鉴藏印章，那个当然都是宋代的。但到了清代像《飞鸿堂印谱》这样的用篆，它在那时候，都用的是“传抄古文字”，类于花体杂篆又是文人随意变古字的方式。对元明以来“传抄古文字”现象，我们大家都看不起。但怎样去看待它呢？小时候学篆刻，老先生告诫说，千万不要去找《六书通》，那个东西是全部不对的。所以我们大家篆刻界中人都很鄙视《六书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需的学术立场。

我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和一部分同学在讨论金文书法创作中的用字问题。我就在想：《六书通》真的就那么“垃圾”吗？如果你站在否定“传抄古文字”的正统立场上来说，它当然一无可取。但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存在的现象来看，《六书通》不就是那个曾经在民间流行的东西吗？你完全可以把“垃圾”变成金子，去研究它为什么这么混乱芜杂，为什么异类。在战国时期的文字学研究中，“战国文字异形”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为什么六国文字可以“异形”，后来的《六书通》异形就不可以？其中有什么规律在起作用？

我当时就跟几个研究金文大篆的同学说：你们这样的学习，第一个先找一下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还有容庚的《金文编》、高明的《古文字类编》，里面就是讲六国古文的。六国古文（秦籀文）是没有明确严格的“六书”规范的，但用《说文解字》去统驭它，以与今天的小篆对接。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还特别提道：王福庵、罗振玉、章太炎、黄宾虹等在写小篆作品时，都可以是唐诗、宋词或者他自己撰写的对联、文章。但一到金文大篆，却全是金文的拓片的临摹，如临某某鼎、某某盘、某某敦等，这一代的大家没有一个是用金文（六国古文）来写唐诗、宋词、汉文章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又有趣的现象？

当然是因为金文大篆的“六国古文字”相对于后来的秦篆“六书”不那么规范，所以我们当时就先取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每个字的字头（部首）要求背熟，篆字字头下面，有个“古文”条目是被特别注出来的，要学员把那里的“古文”文字摹截整理出来，再和后来的宋代以后“传抄古文字”再来对照一下，寻找其间的规则。然后再找到元明以后类似《六书通》这样的所谓“生造古文字”，把这些内容都串起来，找到因果，你甚至能知道为什么明清的比如说像《飞鸿堂印谱》里面有那么多杜撰的篆字，它们是怎么来的。你说它不好很容易，但如果真去研究它是怎么来的，给它溯溯源，看看某一个字虽是荒谬，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六国古文字”本身就是不规范的，“战国古文字异形”，古时大家都随性写的，以后这“六国文字”为什么又会变成宋代的“传抄古文字”或“描摹古文字”在我们的宋画鉴藏印里冒出来？像这些，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印学”的重要内容。所以“大印学”里未来可否有一个古文字学的目标？除了精通《说文》以外，有没有办法把“六国古文”也像《说文》对秦篆一样，也来做一下梳理？曹锦炎老师是古文字专家，从“六国古文异形”到秦篆的演进，再从“六国古文异形”到唐宋元以后的“传抄古文字”现象，如果都来做一下梳理的话，我们有很多刻古玺印、刻大篆的印家，也许运用这些古文字不同类型，马上就能找出一些运用规律来建立新规则也未可知。所以我在想：这是“大印学”在当时被提出之前，比如“域外印章”“世界图纹印记”还有“印谱史”“金石传拓”等创新的成功实践，使我们自己传统印学项目里面，有了注入新内容新形式的可能性。

西泠印社在2004年就开始提出两个对应新时代又衔接旧传统的口号。因为原来西泠印社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我们就在老前辈们提出的经典口号上，增加（融进）了新时代的痕迹。

第一是“保存金石”。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博物馆，收藏家可以“保存”金石，有很多人投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博物馆，所以那个时候的“保存”“抢救”金石的功能在现在是被慢慢淡化了。这句话还不是我说的，沙孟海先生当年就说过：“保存金石”，今后我们文物都是国家的，不能买卖，是禁区，所以“保存金石”的任务只能是由文管会博物馆来做，西泠印社今后不能再去致力于“保存金石”了。我当时一听，想想也的确是这个道理。那么“保存金石”的宗旨今后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就在2004年百年社庆后提出来，就把它变成“重振金石学”——重振以马衡、陈伯衡为代表的现代金石学学科建设式的学问。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文物交易已经开放了。因为在1993年，国家已明确规定《文物保护法》里禁止文物买卖的这个条款可以被取消。所以其实金石文物已经可以进入市场，而且市场其实已经发育得非常好了。但我们还是坚持“重振金石学”。“保存金石”是创社时的先贤宗旨，“重振金石学”是承传这一宗旨后在新时期的新阐述、新目标。

还有一个就是诗书画印综合（兼能），对社务运作，是走“综合”的道路，对社员个人修为而言，是“兼能”。百年社庆时提出的两个目标，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大印学”在这个时候适时提出，如果能够取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能够做成一个继当时的“重振金石学”以后更高阶段的新概念，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社务又有本质的、符合时代的提升和进步。“重振金石学”再怎么“振”，总不见得会全部“振”到篆刻中去。在金石学格局中，印学是一个小分支，尤其是篆刻创作，逻辑上说是不大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如果是“大印学”，就有可能包罗万象，以篆刻印学为核心，同时兼容各相关学科领域。

“大印学”一开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切合当下的发展思路，每个历史阶段，都设定相应的发展目标。

第一个，是推进“砚铭文化”。这段时间（近几年里面），我们和山东的淄砚创作艺术家合作，在座大部分搞创作的作者，可能都受过淄博方面的邀请，已经连续三年了。西泠印社创作类的社员和山东艺术家有关于淄砚砚铭的合作，一开始是“习近平用语”主题，这一次是讲“建党100周年”主题，每年一个主题。社员负责书写铭文，而我们也在关注他们的质量：镌刻的水平到底如何？别弄得像电脑刻字一样，全是平面、“死”的。不过，淄博方面是“术业有专攻”，出来的东西我看也相当不错。他们现在连接西泠印社，又在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里，已经成为非常大的品牌。很多人都想找他们合作，地方政府也支持，因为也看到这个品牌的价值了。所以现在他们有专业的刻工与拓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水平甚至超越了部分江浙一带拓工。淄砚砚铭的拓工水平，已经非常专业化了，成为“一条龙”的分工合作模式。这是我们西泠印社在“重振金石学”旗帜下提倡砚铭文化。

第二个，是恢复青铜器“全形拓”技术。去年做的《“金相椎痕”青铜器的全形拓大展》，也是传拓尤其是“全形拓”史上，有史以来第一次。费劲费力，克服困难，最后做得很成功，非常好。主要是因为从嘉德拍卖、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各大图书馆比如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都借了藏品来，外面不太容易看得到的珍品在此集中。我们自己认为，最终至少做到了百分之八十的满意度。关于青铜器的“全形拓”的产业市场，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今天有很多懂全形拓的年轻人，在网上一个月卖2、3张拓片，月收入就能有万元以上，已经可以活得非常小康了。而且这一行业的自主就业、形成产业链的规模水平，已经远远超出我们当时倡导“全形拓”时的想象程度。

现在大家都知道，青铜器的“全形拓”是濒临绝境的“绝艺”，很难得、很宝贵，也很具有价值，书法家、文人雅士都很需要也很喜欢。也一定会有很多人找孙慰祖老师、许雄志老师、林乾良老师、戴家妙老师换题跋，如：我给你三张拓片，你帮我免费题一张，两张留给你。背后意思就是，我这个拓片也很值钱，我请你题一张，不向你付酬，送你两张拓片就两清了。这个产业现在已经越来越趋向成熟。坦率地说，当年如果没有西泠印社在倡导青铜器“全形拓”，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拓片价值直升，现在也不会是这个局面。所以他们这些做拓片生意的，对西泠印社的学术活动非常关注。因为依靠跟上倡导的节奏，日子可以过得很好，而如果没有形成风气，谁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价值。

第三个，是我们倡导全社在做的，也是“大印学”的一部分，是“拓片题跋”。

十几年以前，我在看很多精彩的拓片被乱题跋时，是非常心痛的。糟糕的题跋书法，简直是在糟蹋拓片。好好的拓片本身非常有价值，往上一题就没法看了。其实题跋里面有很多以前老辈人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行规”。比如说它的书法，不能是我们普通的书法创作家来写题跋。你写得张牙舞爪、喧宾夺主，你的题跋比拓片还要再醒目、还要抢眼，大家就会觉得你不懂这一行。所有的拓片题跋，一定是要突出“拓”的魅力，而“题”的部分只能作为附属。题跋必须具备较高的书法的水平、文史考证的水平、做古汉语文章的水平（你总不能在这里题白话文上去吧）、美术史知识的水平。拓片上的构图：哪里是留空白？哪里是要重点突出作提示？我当时在《“金相椎痕”展览图册》的序言中举了拓片题跋的“题跋五功说”，即有五个规则必须遵守：书法典雅，文辞醇正，史证切实，形式美观，伦常有序。

这也是“大印学”的拓展所带来的好处。

尤其是古代的学者，一直到近代陈介祺、刘喜海、吴大澂这一代，他们在拓片上题跋时，是非常讲究伦常次序的。比如一件拓片里有几段前贤题跋，上面有沙孟海先生的题跋。如果藏家再让我帮忙题一下，我要是没修养不懂行，我就会在沙孟海先生书跋上面题一大堆，突出自己，但遇上懂行的一看：你没修养，不懂伦常。有悖伦理纲常，比写错字还要丢脸。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在作题的时候，如果这里已经沙孟海先生题跋，我题时一定要低他半格，甚至再低一点。然后尽量题的字数不要和沙老并列、更不能超过他（学问考证需要除外）。这些都是原来的规则。早先在上海的时候，老先生教过我：你记得题跋这个东西，这个伦常必须要严守。如果说你把前辈、老师压住，在上面肆无忌惮、张牙舞爪地乱题，别人一定会说这家伙毫无修养，根本没有传统文化的素养，是要被人鄙视、看不起的。但是大家现在看到一般大众，题跋的风气是出来了，但是题跋的质量和这些规矩，当下有多少人懂？我们希望慢慢地通过推动拓片题跋风气，来倡导这个“题跋五功说”。

第四个，是“镌刻”技艺与“传拓”技术的复原。西泠印社早期四位创始人中，吴隐和叶铭，最初都是“刻碑”“拓碑”出身，后来转向印学和刻印。所以，恢复“镌刻”“传拓”技艺，也是在恢复西泠的老传统。尤其是在现代摄影术照相术和制版、印刷技术高度发达时代，图像复制依赖“镌刻”“传拓”的旧做法已经被时代淘汰，其技艺也逐渐失传。20年前，我曾在山东临沂策划组织过一部三千石的古代尺牍书札的石刻刻帖，对古代“镌刻”“墨拓”技术有过较深入的追究。至于今天的篆刻艺术，石上刻印，同于碑版字迹图像之镌刻技术，而边款拓制也相当于碑志传拓的缩微版，它们之间也有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争。在今后，我们也会对这门传统“绝学”投入足够多的精力和时间。

这样的话，“大印学”因为内容丰富，构成广泛，开始在传统印学的核心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大体格。今天这个《总结》里，其实已经提到了我们20年前治社的思想转换过程。又在本次“大印学”《会议手册》中，编印了从2004年开始的研讨会的所有总目录，这里面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最后就是“大印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和它的视角的问题。

王宏伟副书记是力推“大印学”的，当时印学峰会的“学术总结”阶段，他全程在场听了。事后他说，陈老师要不你再写一篇完整的“大印学”的论文？我说，我现在写论文就是总结里所提到的这点认识水平，所以我应该要听完大家的会议发言以后，才能考虑这个文章究竟怎么写。我认为，不集中大家的智慧，我一个人想来想去，也就这些东西。但光是一个《会议总结》，它只是冒出来一种见解，重复这个总结的观点，还是很不够的。

但是，我们今天提“大印学”其实应该有三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印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像我们刚才在说：你写的书法史论文，敢不敢和人家专门研究秦汉史、隋唐史宋元史或户籍史兵制史、农桑史、科举史的学位论文去比比看？你的文献和逻辑演绎有没有人家好？横向的就要和这些顶级的学术领域的高水平成果比。

那么我们现在的“大印学”，首先就是印学和篆刻艺术学科研究的需要。学科建设是中心，这就是刚才孙慰祖老师也提到的，今天这个会好像是一个“印学学科建设”的会议。就是说，一定要讲究它的“科学性”、逻辑性，讲究它严格的学术分类，包括界定出它的核心和边界，这个要靠大家一起来做。不仅如此，还要关心在将来它会是个什么东西？在哪些地方应该是可以突破的？哪些地方是必须坚守的？

“大印学”被提出来一共会有三个动机，三个比较基准。

“学科建设”是第一个基准目标，最重要的是希望“印学”不被别的学科“矮化”。不能被认为我们看看古印章真伪行，做刻印工匠行，但做学问不行。这口气我是咽不下来，我们必须要有“学科建设”这个立身之本，要做得非常严谨。

第二个基准目标，就不完全是“学科建设”，它还和西泠印社的百年发展有关联。我们总得要往前走，所以西泠印社的百年已经做过哪些？还有哪些没有做？我们准备将来要做哪些？选择将来哪几个项目来做的依据是什么？在逻辑上成不成立？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二个需求。有时在第二个西泠印社百年发展的推进过程中间，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完全符合“学科”规律的。有的时候从表面上看，它可能不大科学，但它是社团发展、印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当然也不会是完全离谱和不科学的。只是说也许它有时可能不是急需的，或者有时候我们会有意打擦边球。为了“印学”的核心，在西泠印社的格局中，它的边缘在哪里？它的交集在哪里？它的每一个概念的重合度在哪里？它的分类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大印学”立足的要点，是依据我们的社务发展的需要而确立的。百年名社有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这些老前辈在这里，启功老、赵朴初老一直到饶宗颐先生，宗师级人物云集，的确是不能太马虎，要对得起他们。也就是说，第一个是“学科”本身必须讲科学性，第二个是“社务”发展的需要，它会考虑随机的时代需要。有的时候，时代的需要和学科的需要不未必重合，但是也要认真去做。

第三个基准目标，是要和国家的文化政策的发展相一致。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为什么要做“域外印章”研究？当时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险？正因为那个时候国家就在提“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构想。“一带一路”的沿线就是存在着刚才刘昌玉第一个发言时说的各种各样的滚印、筒印最多的地方，从中亚、中东地区一直伸展向西方。如果西泠印社的“印学”和我们社务的运作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完全挂不上钩，那就完全不会有丝毫社会影响力。你们就几个高人在孤山自己玩玩就可以了，对国家、与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无关痛痒。原来的西泠印社就是这么在玩，自娱自乐，所以很难引起社会、业界、政府重视。

当然我们不能牵强附会地去迎合各种各样高调的宣传口号。但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在学术立场上来看，如果能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比如“一带一路”有交集的内容，可以创新拓展，篆刻创作有用武之地，为什么要有意冷漠而不介入呢？所以我们曾经策划过一个活动，但是到后来又忙得一直没时间推进，就是以“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地区城市作为我们篆刻创作的题材，当时甚至和商务部、发改委几个相关的司长都聊过。如果真的有一批顶级的篆刻家投入，将会如何？我说，西泠印社的篆刻家毫无疑问肯定是顶级的。但是我们如果来做“一带一路”的篆刻巡回展，这些部委各级领导马上就会觉得，篆刻跟我的任务及国家的工作好像有关，而且我能拿这个艺术来宣传、推广“一带一路”，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新鲜的品牌。

西泠印社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一直得到国家的支持。我们当然也需要在保持独立艺术立场的同时，睁眼看一看整个国家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包括中亚也好，南亚也好，中东也好，包括汉字文化圈的日韩也好，甚至包括欧美也好，我觉得其实都应该是我们“大印学”的视野。关于这个视野，前辈大家们已经对我们有过教导。饶宗颐先生提出“东学西渐”，他是懂七国文字的人，他的学问当时在国内已经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比了。他说，100年以前是“西学东渐”，我们贫穷落后，所以我们认为只有西方的文明才是文明，我们就是不行。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的文化开始对外要产生影响了，希望西泠印社带个头，做“东学西渐”的模范。当时在饶府，时任中共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翁部长与我两个人都在座，饶宗颐先生就指着我们说这番话。我表态说行，我们一定回去试试看。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印学”，其中有那么多的“域外印章”主题，有那么多的“图形印章”主题，有那么多的“非汉字系统印章”主题，有那么多的“世界图纹印记”主题……孙慰祖老师说是“侵城掠地”，其实在这背后，是饶宗颐先生他们用“鞭子”在抽着督促我们，让我们必须往前走、往外走。那往外怎么走呢？往外走，就是中国的印章要影响出去。可是你如果不了解别人历史上的印章、不交流，中国的印章篆刻艺术要出去自说自话，还是不行。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大印学”中的几年连续关注“域外”与“世界”命题，是一个比较深思熟虑的选择。

当然在五年以前（2016年）我们在做“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的时候，并没对大家挑明说。为什么没对大家说？因为当时研讨会开不开得起来都是问题。那么现在，我觉得通过“大印学”提出来，可以把这个方面的努力跟大家交个底了。当然，其中也包含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希望。

我最后大概想要说的是，“大印学”对我们现在西泠印社的发展来说，其实更应该是一种“科研”。我们要准备好它可能会失败，任何一个“科研”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马上成功的。准备好它会失败，但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反复推进，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这样。但是它对西泠印社的百年社史来说，就是一种引领。引领是什么呢？大家做传统印学研究都还忙不过来时，我们突然来提“图形印”“域外印章”，包含了哪些意思？西泠印社百年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尊敬，正是因为别人在一个传统旧领域里认为做得已经很费劲的时候，西泠印社却早已经站在前面，要往前引导而先行了。

我们希望西泠印社对全国“印学”学术研究的引领和拓展，能够在当代起一些积极的作用。当然，从我们自己这代人，比如我、孙慰祖老师、曹锦炎老师等，包括今天在座的年轻一代学者，都是负有同样使命的人。我们这些人想做出的努力，是在“印学”这个层面上不断地去探知“未知世界”。大部分刻印章的同行，都是沉浸在已知世界“乐不思蜀”，认为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不能掌握的东西就没兴趣。这是一般人的常态，很正常。但我们特别希望西泠印社中的杰出之士、卓越之士，能够同心协力去探索我们所不知道的陌生的“未知世界”。只有这样，西泠印社才能生生不息。

不断探寻“未知世界”，是百年西泠印社，也是我们“大印学”设定的根本目标。

（2021年5月5日据录音记录改定，讲话者系全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原载于《西泠艺丛》2021年第6期 总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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